早在1997年5月和7月，机械工业出版社便分别推出了《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和《澳大利亚与知识经济》两本书，由于当时关注知识经济的人仅局限于少数学者，此举未能引发出版界的连锁反应。随着新闻媒体不遗余力的报道，国内公众对知识经济的兴趣迅速升温，而学者对知识经济研究的不断深入则解决了图书出版的稿源问题，因此，到今年年初知识经济已是众多出版社看好的选题。3月，北京科技出版社《知识经济》一书的出版及十余万册的发行数正式揭开了出版界“知识经济时代”的序幕。
几个月以来，各地出版社纷纷推出知识经济图书，其形势用如火如荼来形容毫不夸张。据一位业内人士的介绍，截至6月底，全国共有30余种有关知识经济的图书接踵面世。在北京，仅记者所见的图书即达9种，这还只是书名中含“知识经济”字样的，其他内容相似而以“××趋势”、“××化”、“××产业”命名的图书尚不包括在内，另外，至少有两家在京的出版社准备于近期出书。
《知识经济》一书的责任编辑李可亮先生在谈到选题策划时说：“关注科技进步带来的社会变革对一家科技类出版社来说是理所当然的，知识经济是世纪末科技革命带来的趋势之一，在年初我们即认识到向普通读者推出一本详细介绍知识经济来龙去脉的通俗读物是完全必要的。”而《知识经济与中国发展》一书的责任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的张伟先生则强调：“知识经济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但缩短中国的现实与它的距离远非一朝一夕之功，踏踏实实地在中国国情的基础之上作一些研究工作并唤起更多的人对此问题的关注是出书的目的。”可以说，两位编者的话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此次出版热潮的两个方向：其一着眼于未来，主要探讨什么是知识经济及其将要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深刻变革；其二着眼于中国的现实，在论及知识经济的种种特征之时力求探寻一条可行的捷径推动中国迈入新的时代。
与出版界的热情相一致的是读者对此类读物的反应：《知识经济》到7月份已重印6次、印数达11万册；《知识经济与中国发展》在5月出书，6月即售出6000余册。这些数字都能说明“知识经济”四个字对读者的吸引力。显然，这种情形的出现与新闻媒体的推波助澜密切相关。但据行家分析，知识经济读物之所以能走红，与“黛妃热”、“泰坦尼克热”源自于突发事件或是纯炒作不同，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
原因之一：由于生活水平和文化素养的提高，“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意识已深入公众的心目之中，国家的前途、社会的发展已不是领导人才在思考的问题。特别是世纪末，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进入关键时刻，关注现实、了解未来、把握时代的脉搏成为人们迫切的需求，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一类的图书近年来颇受青睐正反映出人们的这种心态。
原因之二：“知识经济（knowledgeeconomy）”并非一个出自书斋的概念，它有着非常现实的参照物———美国的“新经济”。在欧洲经济低靡，日本经济黯淡，亚洲“虎国”遭受金融危机重创之际，连续数年走势强劲的美国经济自然会引起世人的瞩目。而知识经济正是建立在美国经济一系列现有理论无法解释的新现象之上，并被认为是正在发生的高新技术革命带来的结果之一。这是知识经济热销的背景原因。
由于上述原因，很多人对时下的出版热潮表示乐观，认为它在普及知识经济的相关知识方面，在给人们带来压力感、危机感并作好相应准备方面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然而，也有不少人对表面繁荣下图书内容的单调趋同表示忧虑。目前，即便在国际范围之内，知识经济的研究也没有一个明晰的、权威的理论框架，在我国更只是刚刚起步，因此，在业已出版的图书中，对知识经济的探讨定性分析、预测性的设想占多数，真正有理论深度、有建设性的观点少之又少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而这种局面很难令人相信普及相关的知识需要30多种此类图书。有关人士指出，如果因为内容的重复和过分渲染而造成读者丧失对此类图书的兴趣，不论对出版界还是对我们的未来来说都将是一种不幸。
众多的专家学者和出版界的人士都认为，知识经济图书不能也不应被当作应时图书来操作，它的出版应在跟踪国内外学术动态的基础之上进行。随着对知识经济认识的“更上一层楼”，其出版趋势也面临着由“普及型”向“学术型”的转变。在市场的选择淘汰掉那些“叶公好龙”者之后，余下的真正对社会、对读者负责的出版社所需要面对的就是如何在图书的理论底蕴与可读性之间作好平衡了。
